“还依靠死囚，器官移植就是死路一条！”在广州举行的卫生部与国际扶轮3450区关于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合作项目的签署仪式上，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的这句话成为各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。

　　其实，对作为卫生部高官的黄洁夫来说，类似表述并不新鲜。2012年3月6日，在全国政协小组讨论会上，黄洁夫表示，由于缺乏公民自愿捐献，死囚捐献器官成了中国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，在卫生部和红十字会组织下，中国即将建立器官移植应对系统，并承诺于3至5年内彻底改变主要依靠死囚来获得移植器官的畸形方式。当时这一表态之所以引发轰动，除了话语里所坦陈的中国器官移植的现状，也在于其中宣示了从政府层面主要依靠死囚器官捐献的决心。

　　这一决心并不好下。据媒体披露，中国每年大约有150万人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移植，而公民逝世后捐献器官者这么多年来一共只有104人，1500000∶104，器官移植供求数量极为悬殊，结果是绝大部分患者在对生的依恋中死去或者绝望地等待死亡。

　　但这一决心又必须去下。黄洁夫解释称，“死囚器官的真菌感染率和细菌感染率很高，这也是导致我国器官移植长期存活率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主要原因”，另外随着量刑改革，“目前死刑犯捐献的器官来源已逐年下降”。即使不考虑这两层因素，器官移植依靠死囚所面临的法律、伦理、人权难题也无法回避，不能不痛下摆脱“死路”的决心。

　　摆脱“死路”之后，又蹚出一条什么样的新路？舍建立器官捐献体系、求助于公民自愿捐献之外，别无他途。而这也是国际通例，统计资料表明，美国每百万人中有26.5人捐献器官，而在西班牙，这一数字达到了34.38。

　　中国势必也要走这条别国成熟已久的路径。据黄洁夫透露，明年3月份，在试点中建立起来的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将在全国推广应用，“保守估计，我国将在两年内公民器官捐献取代死囚器官捐献。”

　　仅用两年的时间，实现从死囚器官捐献到公民器官捐献的转变，进度不可谓不快，这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必然会使很多患者和家庭受益。但在为此叫好的同时，也不能忽视在摆脱“死路”迈向新生的过程中必须跨越的几道门槛。

　　观念的制约是其一。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”，曾子临死还要弟子“启予手”“启予足”，审视是否毁伤，这种传统的积淀，加之器官捐献在宣传上的长期空白，中国人少有机会接触“器官捐献”这样一个包含现代科技和人文精神的综合性概念，捐献意识无法凭空生长，这就需要使用国家力量去推动和引导，而这个推动和引导的过程或许并不短暂。

　　法律的规范是其二。前不久，一个女子得知与自己离婚两个月的前夫身患肝癌，毅然决定为其捐肝的消息感动了网民，但很少人知道的是，这个女子经过几轮审查，差一点被否决，最后好不容易才实现了自己的愿望。在这个问题上，严格按照2007年颁布的《器官移植条例》审查的伦理委员会的专家们值得尊敬，但捐献之难却反映出制度的不完善，因为条例侧重于监管不规范的移植，而如何鼓励公民捐献应该是专项法律的应有之义。

　　器官分配过程的公开和透明是其三。一个经常被引用的例子是，在器官资源紧缺的情况下，几年前一名晚期肝癌患者在一年之内进行了两次换肝手术，但最终辞世。从医学角度，晚期肝癌患者不应接受肝脏移植，而移植后肝癌复发，更不应这么快进行第二次肝脏移植。这种对其他患者不公平的事能够发生，其中潜藏着医学之外的因素不言自明。器官捐献体系一旦建立，缓解了器官供需矛盾，还必须拿出严密的制度建构公正的平台，以此确保器官分配的公平性。如果公平性流失，器官捐献体系将难以唤起公众的信任感，这对力图依靠公民自愿的中国器官捐献事业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。

　　新路既已探明，当然不惧任何麻烦。期待日益进步的器官移植技术给一度绝望的人们以希望，让所有人感受这看得见的温暖。

(原标题：[社论]下定决心，公民器官捐献“新路”可期)